​“皇族内阁”出台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

“皇族内阁”出台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

1905年，清廷的预备立宪计划颁布后，一度给了国民最后的希望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清王朝终于"开窍了"，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，清帝国似乎又一次拥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以康有为、杨度等为首的立宪派的声势立刻压过了革命党，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拥护。

这些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终日东奔西走，天真地以为君主专制终于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，从此一去不复返，民主社会的曙光即将照耀中国。

确实，当时清政府还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，成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，帝国政治已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征兆。但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，其实这些都是嗜权如命的清廷为了敷衍国民所采取的"缓兵之计"与“障眼法”而已。

1911年5月8日，清政府在压力之下，终于宣布废除军机处，实行责任内阁制。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，组成十三人的内阁，可当人们满怀期待地查看名单上的人员时，却意外地发现：内阁竟然有七人是宗室成员，而汉族大臣仅有徐世昌、盛宣怀等四人。于是人们气愤之余，将这届内阁讥称为"皇族内阁"。

而且根据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》，军事上的所有问题也不由内阁负责，而是由军咨府大臣载涛（摄政王载沣之弟）负责。

如此，终于让全体国民看清了清廷的真面目。从始至终，清廷都未曾真正想要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，即废除君主专制制度，改为君主立宪制度。而清廷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组建皇族内阁，无非是想在君主立宪的幌子下继续推行其君主专制制度。也就是说将原本应当赋予全体国民的权力转移到贵族阶级的手中，以便于帝王控制，如此内阁就沦为君主操纵政治的工具。那么清末的政治制度改革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皇族内阁

皇族内阁的公布对立宪派人士的冲击最大。不仅让立宪派失去了人心，同时立宪派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分化，一部分原本主张拥护君主立宪制度的知识分子选择倒向革命派，决心和革命党联手，以革命的形式推翻旧有的落后制度，如此，清帝国的灭亡便开始了倒计时。

5个月后，即1911年10月10日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，被后人称为“首义”。作为常识，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由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的，但事实上，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。如果没有立宪党人，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最后成功，还是很难说。

立宪党人就是改良派，包括各地的咨议局、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。对于清政府，他们的初衷是帮忙而非造反。目的就是想早点把清廷推到立宪上去。但是推到辛亥年，再也推不动了。三次国会请愿，喊破了喉咙，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。而且在载沣上台后，满人亲贵还要收权，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，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。争取立宪，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，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，自己有的，人家还要夺走。如果说，朝廷从地方收回路权矿权之举，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，那皇族内阁的出台，则令他们彻底失望，从头顶凉到了脚底。武昌起义发生之前，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，但是没有任何结果，起义爆发时，正在家里生闷气呢。

历史的发展往往在山穷水尽之际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就在立宪党人绝望之时，一群新军士兵，一哄而起革命了。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，无奈把协统黎元洪架出来当头，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“黎菩萨”。那时，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，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。如果朝廷援兵到了，肯定会大举反扑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湖北立宪党代表人物，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，确切地说，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，那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，担任政事部长，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。

汤化龙

汤化龙是清末新政时代的名绅，中过进士，留学过日本，是立宪请愿运动中的核心人士之一。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，对于清廷拒不立宪，搞皇族内阁，特别是收回路权矿权，十分愤怒。武昌起义前夕，他还在为四川保路运动奔走。

武昌起义后，固然应起义士兵之请参与了新政府，但与黎元洪不同的是，汤化龙十分积极。当天开会商议，他即建议革命军通电各省，把起义消息传出去，促进请各地响应，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。也正是由于他的多次规劝，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。黎都督开始视事，果然出手不凡，革命军打跑了张彪，击退了楚豫舰。

不久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，由于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恰在海军舰队里任萨镇冰的参谋。汤化龙通过汤芗铭，成功劝退了海军。

等到北洋军南下，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，部分海军已经站在“叛匪”一边了。在当时，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，敢于冒杀头灭族的风险，毅然参与起义，实在是对清廷倒行逆施完全绝望之故。

武汉立宪党人参与首义，有三大贡献。一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，让在汉口租界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并非底层作乱。同时立宪党利用他们跟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，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，而汉口洋人宣布中立，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，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，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廷来说，无疑雪上加霜。

二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，劈头盖脸就痛批满人亲贵，独揽大权，摒弃汉人，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，再不响应呼应，岂不是对不住自己？于是，各省纷纷响应。几乎每个省的独立，都有立宪党人参与的身影。某些重要的省份，如浙江和江苏等，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。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，跟汤化龙一样，对满人亲贵的种种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。

三是汤化龙掌控的汉口商团，在武昌起义后马上投入维持社会秩序。这么大的武汉，如果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，根本无法控制。

武昌起义

立宪党人的参与，使得革命变得顺畅了许多，也温和了许多。原本这些立宪党人，就是地方实力派，在地方根深叶茂。跟地方官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，三说两劝，地方部队顺从了革命的相当多，即使不从，也不过离任出走，罕有领兵反抗的。以至于很多地方，革命几乎成了一瞬之间的风暴。老百姓一觉醒来，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已挂起了白旗。

如江苏省会苏州起义之后，由于连一枪都没放，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所破坏，由巡抚改为都督的程德全，特意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。在整个革命过程中，只要没有发生战事，基本上商旅不惊，各地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，还怎样过。

当然，立宪党人参与革命，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并不再对其抱有任何希望，但是，即便如此，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。因为革命党放了第一枪，他们才敢走第二步起来响应。正是革命党与立宪党的大联合，才有力量推翻貌似强大的清王朝。